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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艺嘉对话王甜|柔软与坚硬:女性视角下的军旅小说写作

海口作文网  时间:2017-01-18 11:17

  徐艺嘉:女作家在军旅作家的队伍中是耀眼而独特的。作为“新生代”军旅作家中少有的女性,你的小说也给人以特殊的细腻与敏感。在你看来,女作家的特点是什么?又是怎样反映到写作中的。

  王甜:女性写作确实更容易带上性别特征。相比之下,男作家的作品风格更多样化,有的豪放不羁,有的奇崛吊诡,有的温宛阴柔,就像女人既可以穿裙子又可以穿男式牛仔裤一样,是跨性别的书写。但女性很难做到。2011年我赴鲁迅文学院进修,在一次学员作品研讨会上,一名同学说:王甜的《昔我往矣》一看就是女作家写的,因为我没见过哪个男作家会打那么多省略号。而在这之前,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。

  就军旅文学而言,人们总感觉那是男人纵横驰骋的天地,血性、崇高、牺牲都贴着阳刚的标签,“战争让女人走开”,军旅文学也想让女人走开,唯恐女性写作的细腻、敏感(这时候仿佛不再是优势,而是某种束缚)弱化了军人固有的铁血精神。其实,军旅文学之所以特别,是因为它比任何文学都更加强化生命意识、重视死亡哲学,而这终极体验的完成并非只有一种单属于雄性的视角。女人孕育生命,她们站在生命的起点一端,与关注终点的男人遥遥相望,谁也不能说哪一种思考与体验是胜人一筹的。男人彰显悲壮,女人陷入悲悯——我倒觉得,因了女性的参与,军旅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拥有了更多的柔韧与宽厚。

  另一方面,女性作家自己也需要随时警惕,眼界与思想不能宥于狭小的空间,如果不在作品内涵上着力挖掘,一不小心就会流于肤浅的庸常叙事,很矫情地在字面上“做”女人而已。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是有益的,至少现在我写东西就不会打那么多省略号了。

徐艺嘉:在“新生代”作家中,触及和及时追踪当下军营变革的作品并不多,你的长篇小说《同袍》却以清新和时尚的面貌反映了变革中“大学生入伍”这一重要一环,选取了集训这样一段饶有趣味又充满了成长印记的生活加以描摹。写这部小说的最初构想是怎样的?

王甜:创作《同袍》的初衷很简单,就是想给过去的自己一个交待。我大学毕业刚入伍时参加了为期半年的集训,这半年就是把从前的生活习惯、思维模式、价值观念完全打碎进行重新铸造的阶段,对于已经具备强烈个人意识的地方大学生来说,接受过程相当复杂,每当挣扎得厉害时我就不断对自己说:要写出来啊,一定要写出来!好像唯有这样才能抚慰精神上的痛苦。所以,写的原动力,仅仅就是兑现承诺。我很早就根据亲身经历写了篇中篇小说,非常不理想,就放下了,一放就放了接近十年,但它从来没有从我脑海里消散,那些素材渐渐脱离了原来的框架,不再单纯是个人经历的影子,人物也都基因重组了似的。这样就不再是还愿了,而是一个挑战。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把它写出来。一直到2006年我进入了专业创作室,才真正开始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。

徐艺嘉:书中的几个主角,王远、肖遥、路漫漫等新一代年轻军人由于集训经历了充满欢乐、挣扎与苦痛的蜕变,根据你的个人体验,他们的存在带给部队的意义是什么呢。

王甜:小说中以王远、肖遥和路漫漫为代表的地方大学生所遇到的挣扎与蜕变,是他们在人生之路上必须经历的,不管是谁,不管在哪里,人的身体与精神都会通过某种较量(与自我的、与环境的)走向成熟,只不过部队这个严酷的环境强化了较量的艰苦,使冲突、挣扎更明显,也使他们的思考与选择更有意义。

地方大学生的存在,对部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?正如评论家贺绍俊老师说的那样:“知识一定能融入到军队之中,知识也必须融入到军队之中,新的军队必然是由知识装配起来的。”“现在‘三高’兵逐渐要取代农家子弟了。《同袍》写的是这一过渡时期的故事,因为过渡,所以故事就更有意思。‘三高’兵的知识特征,势必会带来军人素质、军人品格、军人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的改变。”(《从农家军歌到知识交响——读王甜的长篇小说<同袍>》)他们是部队的新的血液,是先锋,在要求他们接受挑战的同时,部队也必须做好足够的准备。

徐艺嘉:那么对于当下的军队变革,还有挖掘其他题材创作的打算吗?

王甜:把握现实军事题材的难度众所周知,但军旅作家都不会因此而放弃探索。我写过一篇短篇小说《代代相传》,围绕一起装备事故写了一群被捆绑在一起的人们,他们的命运路数是如此相似,像进入一个坚实的轨道,难以挣脱。这算是我的一种思考吧。部队这个特殊的群体拥有一套固化的逻辑,当它面临变革时,会发生许多观念上、行动上的连锁反应——但会是什么样的呢?我比较关注这个。

徐艺嘉:我阅读您的两部小说作品集《火车开过冬季》和《毕业式》,留给我印象极深的是一组关于女性命运的小说,《水英相亲》《芬芳如水》《声声慢》三篇小说分别构造了水英、水芬、水芹三个性格迥异的亲姐妹,细致地刻画了她们各自的性格特点和三人之间的爱恨纠葛,对女性心理的探析那么精微和精到,和毕飞宇的小说《玉米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这三个小说和你个人的生命体验有和关联呢?能否简单谈谈这几个小说的创作感受。

王甜:我自己也很喜欢这组写三姐妹命运的小说。说来很奇怪,我是没有农村生活体验的,但对那种体验特别好奇。父母当过多年知青,我就生在他们下乡的地方,但在我记事以前他们就回城了,农村那段岁月完全是一片记忆空白。中学时,有一次我和父母到县城近郊散步,路过一个农家小院,里面有几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坐在长凳上,一边嘻笑着说着悄悄话,一边手里也没闲着,纳鞋垫、挽毛线、打毛衣。爸爸笑着对我说:“如果我们当年不回城,你今天就坐在她们中间了。”这话给我很大震撼,我一直怔怔地盯着那个小院里的农村姑娘,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另一个人生。

上大学后,我们宿舍有个委培班的女生,年纪比我们大好几岁,因为考了三年,一次比一次分数低,最后家里咬牙送她上了委培。她是农村来的,年纪大,上大学又花了不少钱,家里就想通过婚姻这条路来改变她(甚至一家人)的命运。她请宿舍里另一个女孩陪她回去相亲,相亲的过程都是陪同者后来讲给我听的,包括阴沉的火葬场、不平等的婚姻条约、百般挑剔的目光,也包括她贫寒的家境、三岁的弟弟、被拐卖的二妹、不听话的小妹……以我当时的阅历,这样鲜活的悲剧足以对我构成严重刺激了。你说这与我有关联吗?表面上没有,但骨子里却感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!我想到了爸爸说的那个“如果”,如果我就是她呢?我能有更好的选择吗?

多年以后我终于把她的故事写出来,就像写自己另一个人生。因为不熟悉农村生活,除了基本故事框架,细节上多半依靠想象力。初稿字数太多,拿到《四川文学》去,编辑老师说发不了那么长,建议我把主人公两个妹妹的支线故事去掉,只保留主线。这就是《水英相亲》。正好那时看到毕飞宇的《玉米》系列(真高兴你提到它),我喜欢得一蹋糊涂,于是想起《水英相亲》被砍下来的两个妹妹的故事,不也正好可以像这样各写一篇吗?就有了后来的《芬芳如水》和《声声慢》。

对笔下这三个女孩,我实在是感情复杂。以水英为例,我曾在一篇创作谈里说:“水英站在我面前,很奇怪地具有两种性格:一方面柔弱、顺从,倍受风吹雨打又死心踏地;另一方面,她出人意料地坚强,目标明确,敢于孤注一掷,一往无前。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东西却水乳交融,成全了她,造就了她。她的背后有很多不言不语的面孔,水芬,水芹,妈妈,一个个旷世的女子。她们形成一个强大的‘场’,拖着,拽着,水英脱身不得。畸形的命运。”她们都各自拥有似乎可以安身立命的东西(水英的文凭、水芬的勤劳、水芹的漂亮),但在现实的土壤里,这一点点东西难以生长出理想的未来,于是她们固执一念地寻找出路、寻找爱情与亲情,而无一例外地头破血流。我没有替她们叫屈喊冤的意思,因为这里面并不只有社会环境的问题,自身的思维局限对女性而言是更大的突围障碍。

徐艺嘉:“新生代”作家善于表现小人物,从庸常生活中挖掘文学的意义,你的《通道》和《传呼》正是这一主题的佐证。前者运用了类似魔幻寓言的手法,后者则以时间段为分割点,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人被局限在逼仄的空间内不得解脱的苦闷。对你个人的创作而言,当代人的情感困境是你创作的重要资源吗?

王甜:《传呼》写得比较早,从标题就可看出那还是使用呼机的年代。朋友开玩笑说,后来的电影《手机》算是我那个小说的升级版。其实从写《传呼》起我就隐隐感觉到“异化”的问题,只是没有明确表达出来。一个机关小干部,每天被一部呼机主宰着,那个机器可以命令你做这做那、牵引着你的情感走向、决定着你未来的发展,怎么听都像是科幻,然而这是生活中最最平常的情景,每天都在发生,每张办公桌前都有一个傀儡。

到了《通道》,我已经无法再用纯粹的写实手法来表现这种“被制定”的生活,既然是变形的,就让它公然地变形吧!于是男主人公可以看到自己走过的足迹,看到自己生活的空间只是一段一段透明管道,人像下水道的老鼠困在其中,无知觉地活着。这篇小说并不成熟,有表达过于直白的嫌疑,但这是一种有价值的探索,我会坚持下去。

关于当代人的情感困境、精神异化,西方的作家、诗人早早地走在了我们前面。记得大三时听了一门课,整个学期只分析了一首诗——艾略特的《荒原》,那位教授讲得非常精彩,让我第一次真正领略到了现代主义的深刻性,以致后来每当陷入某种痛苦时,我脑子里总会迸出《荒原》里的诗句。这也影响到我的小说观,虽然我没有刻意把庸常生活、小人物、情感困境作为选材的关键词,但我是一介凡人,也围困在琐碎生活中,会因鸡毛蒜皮牵动喜怒哀乐,一些打着“小”字号的素材随时出现,于是我提醒自己,小人物、小事情不是不可以写,只是要力争将笔触延伸到琐碎的表层之下。

徐艺嘉:《昔我往矣》是一个历史战争题材的写作,故事的构建特色在于“以情写史”,南雁、永明、永亮三人的爱情构建起一段个人化的、充满了跌宕起伏的历史,渺小的个体命运由于战争的到来变得错位,且不可逆转。小说运用了双重叙事,在时间和空间的位移中讲述一段爱情。在您看来,用情感驾驭历史战争题材的妙处在什么地方?再尝试历史战争题材的话,还会选择其他叙事方式吗?

王甜:事实上我不擅长写历史战争题材,《昔我往矣》是到目前为止我写的唯一一篇这类题材的作品。这与我的喜好、性格甚至性别都有关。或许因为我爸爸就是研究历史的学者,他经常接触的繁体字竖排版的线装书、散发着古墓气息的各种文物掩盖了历史有趣的那一面,我从小就觉得浩如烟海的历史是拿来“研究”而不是让人喜欢的。

写这篇小说的起因很偶然。在基层部队时,有一次在小卖部遇到一名熟识的战士,我冲他笑了笑,可他一点反应都没有,木着脸走了。老公在旁边对我说:“他不理你是正常的——那是他哥哥。”原来是一对同来当兵的双胞胎兄弟,我认识的是弟弟。我觉得不可思议,因为有七八个月的时间里,我和那个战士天天碰面,相当熟悉了,可我仍然会错把那哥哥当成他。后来我跟他开玩笑说:“你们两兄弟可别娶到同一个媳妇了!”笑过之后想,如果是战争年代,恋人们聚少离多、有纪律约束、谈恋爱又羞涩,可不是会出现这样的事儿!这样,一个错位的爱情故事在脑子里生了根。可以看出我想写的只是个爱情故事,关注的是与爱相关的几个人的命运,而历史战争只是一个背景,负责提供造各种可能性。所以对我来说,不是“用情感驾驭历史战争题材”,而是利用历史背景为情感服务。

如果以后再选择历史战争题材,我仍然不会正面书写宏大历史,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,也不是我的强项,但我会根据题材探索新的叙事方式。

徐艺嘉:你的小说有很强的故事性,无论是《昔我往矣》《火车开过冬季》《罗北与姜滕》《陈大贵出走》《代代相传》等出人意料的曲折情节,还是《年轻的时候》《这个世界的好人》等精心布局的小短篇,都可看出小说构造的奇巧。在您看来,小说的故事性和文学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,二者是否矛盾?好的小说能否脱离“好看”故事的支撑?

王甜:我的创作实践与文学观念之间会有差距,所谓“心有余而力不足”,这就是一个例子。

事实上我相信文学是“走心”的,好的小说展现命运内在逻辑、勾画人物情感轨迹、隐喻世界重大命题,而这些都并不特别依赖故事性。但我对“故事”是那么的迷恋,小学阶段疯看童话故事,看了还要讲,课余时间我身边总是围了一大圈听故事的同学。有时候看的故事讲完了,就自己编故事讲,还动手画想象中的人物、场景。自己编故事,虽然会有漏馅儿的、太狗血的、结尾不了了之的(上初中后,有时遇到老同学,还会追问我某个故事的下落),但更有成就感。

长大后读书,在爸爸教育下是阅读经典名著而绝对不碰武侠、言情的,但也有通俗的口味——我特别喜欢侦探小说,像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系列、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全集、艾勒里·奎因系列以及日本推理小说都是我的酷爱。记得多年前被安排去相亲,见了两三次面我就退缩了,印象深刻的是,我托介绍人归还了一套对方积极借给我的《狄仁杰断案传奇》。侦探小说在我看来是最符合人对命运的好奇心——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,更不知道结局是怎样的。所以我写小说会不自觉地期待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,小说处女作《罗北与姜滕》就是纯属虚构的一个复仇小说(《基督山恩仇记》的范儿)。按我的理解,故事性与文学性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。通过经典阅读会发现,伟大的作品既可能拥有一个相当精彩的故事,也可能几乎没什么故事。就是说,对于写作者来说,故事性并不必需,但文学性是必需的。只是对于故事性不强的作品,文学性方面的要求会更加苛刻。我是文学刊物编辑,总是对初学写作的作者说:如果文学功底不深、笔力不够的话,最好还是准备一个好的故事。这源于我观念中的一种排序:一流小说思想性、文学性都超强(不管有没有故事性);二流小说思想性与文学性只占一样,且有故事性;三流小说只有故事性而无其他;最后一种不仅无思想无文学,连故事也没什么意思,是不入流的。

或许,随着思考与创作的深入,我会尝试写一些淡化故事性的小说,希望那时我的笔力足够强健了。


海口作文网  [来源: 《十月》微信公众号] [作者:] [编辑:吴茜]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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